史部。政书类
△独断（汉蔡邕）
《独断》云：凡乘舆车皆羽盖金华爪黄屋左纛，黄屋者盖以黄为里也。而《太平御览》四百三十一引《风俗通》云：大禹阙百品之羞而菲庖厨，（案阙种盖误，此即菲饮食而致孝鬼神意。）殷汤寐寝黄屋，驾而乘露舆，则黄屋亦可指宫室言。
光绪戊寅（一八七八）三月十四日
△大唐郊祀录（唐王泾）
阅《大唐郊祀录》，共十卷。首有泾上书表，系衔曰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县尉太常礼院修撰。卷一至三曰凡例，卷四至七曰祀礼，卷八曰祭礼，卷九、卷十曰飨礼。《新唐书礼仪志》言：贞元中，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，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，为《郊祀录》十卷。又《艺文志》载王泾《大唐郊祀录》十卷，贞元九年上。《旧唐书》、《礼仪志》载永贞元年十一月，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迁高宗神主议；又载元和元年七月，太常博士王泾上迁中宗神主议。《唐会要》卷十八载元和十四年二月，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。是泾此书上于德宗贞元九年以后，历迁至太常丞，不知其终于何官也。其书历代著录，至明《文渊阁书目》始作三册，阙。我朝四库不载，而江浙藏书家传钞之。道光末，金山钱氏刻入《指海》第十八集，惟缺其图耳。其曰凡例者，条举辨神位、视牲器、卜日、斋戒、牲牢、玉帛、俎鳞、晕洗、奏乐、奠献、燎瘗、祈祷等十二目，又缀以杂例一目及祭服七目，皆先发大事之凡，而后低一格，杂引群经、诸史、汉魏诸儒传注、六朝及隋唐诸礼官议，并《唐六典》、《开元礼》等，详其因革，兼及名物训诂，实为详备。所引《三礼》、《义宗》颇多诸经注文，亦间有与今本不同。祀礼以下多足补两唐《志》及《唐会要》之阙。其书上于贞元时，而卷九享太庙乐章中有德宗以下九帝庙之词，其迎神第二奏下云元阙，臣陈致雍补。敬宗庙奏下云本词元阙，大闽国太常博士张连撰添二首。（一首文宗庙奏。）陈致雍见马陆两《南唐书》，（马潘佑传，陆后妃传。）为南唐太常博士。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有致雍传，言莆田人，仕闽为太常卿，入南唐以通礼及第，是乐章有闽王氏时所补者矣。此本为汪谢城钞本，并辑附录一卷，筱珊从汪本录副，并录长兴臧眉卿、南汇张啸山两家校语于上方，装写精工；然误字尚多，暇当取诸书，再一一校之。
光绪丙戌（一八八六）十二月十三日
△魏郑公谏录（唐魏徵）
阅《魏郑公谏录》及《续录》。文贞不足称纯臣，其《谏录》事难尽信，然有益于政治甚大，故此书与《贞观政要》皆为后世人君必读之书，荀子所谓法后王者，此类是也。
光绪甲申（一八八四）五月十五日
△通典（唐杜佑）
阅《通典》卷六十八引雷次宗曰：侄名因姑独制，故字从女；甥名由舅而发，故字亦从男。侄字有女，明不及伯叔；甥字有男，见不及从母。引冯怀曰：郑君《礼注》言世称姑之子为外兄弟，舅之子为内兄弟。据《左氏传》声伯谓同母异父之弟为外弟，然则异性之亲通谓之外，不必谓吾外者、吾谓之内也，鄞君亦举俗言以喻俗人耳。此等皆六朝诸儒辨名之精义。
卷六十九引晋咸和五年散骑侍郎贺崤妻于氏上表论允嗣事，列六不解、十疑，博引古今，其言甚辩。如引《礼记》与为人后者，自谓大宗，无后，族人既已选支子为之嗣矣，余（本误作令。）人之中或复重为之后，后人者不二之也。自非徇爵，则是贪财，其举不主于仁义，故尤之也。案此足申明郑注与犹奇也之义。后人者不二之也，即郑注所谓后人者一人而已也。所疏证较《正义》为详。又引汉代秦嘉早亡，其妻徐淑乞子而养之，淑亡后，子还所生。朝廷通儒移其乡邑，录淑所养子还继秦氏之祀。又引吴朝周逸博达古今，逸本左氏之子，为周氏所养，周氏又自有子。时人不达者，亦讥逸，逸敷陈古今，故卒不复本姓。此二事皆未见记载。又引鄙谚有之曰：黄鸡生卵，乌鸡伏之，但知为乌鸡之子，不知为黄鸡之儿。东晋贺氏皆会稽人，二语盖越谚也。其后载尚书张驳议云：故司空贺循取从子弦为子，循后有晚生子，遣弦归本。此事《晋书》、《贺循传》亦不载。循传止云有子隰耳。
光绪丁亥（一八八七）三月十七日
△唐会要（宋王溥）
午至厂市酉山堂购得《唐会要》一部，武英殿聚珍奉也。直银五两五钱，予亦于此铺购之三年矣。昨见宝森书摊亦有一部，纸椠不及此本，而索价十二金，故亟买之。
光绪丙子（一八七六）正月初十日
阅《唐会要》。其第七十九第八十两卷中所载《谥法》，钱氏《廿二史考异》尝取以补《唐书》之阙，间有互异者，皆当以《会要》为准。其例以谥为次，先单谥，后复谥，或有一人两见者。如长平王叔良既见于靖字下，又见于肃字下，齐国公敬晖既见于肃字下，又见于肃憨下；徐国公刘幽求既见于敬字下，又见于文献下，太常卿褚亮既见于康字下，又见于文康下；钱氏以为传闻异词，非也。王文康（溥，本谥文献，后以同僖祖谥，改文康。四库提要作谥康定，非）于大中以前事全据苏冕《会要》杨绍复《续会要》为本，冕等皆当代奉敕所撰，事具国史，安有异闻？其两出者，唐代赐谥，或因驳奏改易，或因崇赠增加，故史官两存之。考叔良等所书官爵，先后不同，明以崇赠而改。惟此书向止钞本，错误滋多，《聚珍》内本，亦有漏舛耳。其钱氏之未及引者，如上官仪谥文，姚合谥懿，汉中王瑀谥宣，宋申锡谥穆，李德裕谥忠，皆两《唐书》所不载。而宋申锡下注曰会昌三年五月追赐谥；李德裕上冠以赠司空，盖咸通中追复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后，又加赠司空及谥耳。此二事尤足以裨史阙。
至阎立本谥史作文贞，而此作贞一字：苗青卿议史作文贞，而此作文懿；李吉甫谥史作忠懿，而此作恭懿，皆当以此为定。文贞上谥，非立本资望所能得也。又姚崇谥亦作文献，与两《唐书》合，而张说撰神道碑作文贞，以文献为其父善懿之谥。案善懿官止胄州都督，以下州之都督，不应得文献之上谥，碑文盖有误，《会要》不见善懿谥是也。
其杂录内载元和三年追赐张柬之等五王谥，敬晖谥作贞烈，与以上所载谥法及两《唐书》本传皆不合。考《旧书》、《五王传》惟敬晖载睿宗谥曰肃愍，余皆无之，亦不纪元和追赐之文。而《会要》卷十八配享功臣门中载中宗庙八人，于敬晖称平阳憨王，（此当脱一肃字。）崔元晔称博陵（今本陵误作陆。）文献王，其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皆称王而无谥，下云并开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敕，可知睿宗时追复五王官爵，惟敬崔两王加谥。至元和三年，因柬之孙曛之请，始普谥五王（曛请谥事见会要，与襄阳新出崔归美所撰唐谷城县令张曛志铭合。）于是晖改谥贞烈，元晾改谥文忠，而配享之制，定于开元，故敬崔皆表初谥，桓张袁皆不载谥，《会要》、《谥法》亦止系晖于肃愍、元晔于文献，而文贞下不列柬之，忠烈下不列彦范，文忠下不列元障，贞烈下不列晖与恕己，故于杂录补载之。《新唐书》误合睿宗赐谥元和追谥为一，又于晖传止书肃愍，失书贞烈，元晖传止书文献，失书文忠。《旧书》并失纪元晔文献之谥。钱氏《考异》又疑《新书》所载者皆睿宗所赐之谥，亦考之未审也。予尝谓谥者史之大事，自十岁读《左传》，即喜考古人谥，辑自周至明为一小册，出入怀袖之。今老矣，犹倦倦不置，而历史纪载，率多疏略。国朝诸儒，惟全氏祖望、钱氏大昕皆究极此事，与予有同心耳。
光绪丙子（一八七六）正月十五日
△通志（宋郑樵）
偶以郑渔仲《通志》与范蔚宗《后汉书》相较，略有删节，大约皆言辞之无要者。又以较班史亦然，而叙事处不减一笔，即字之闲冗可省，或古拙难解者，皆仍原文，此以知昔人不轻改古书，宋时犹有此风，至元以后，则且妄改圣经矣。
咸丰丁巳（一八五七）四月初一日
夜阅《通志年谱》，自周至隋，其诠次亦颇有法，凡偏霸如十六国之类，亦一一分格谱之，此循《史记》、《十二公年表》之例，最为明皙；而各国大事仍书于晋之一格，则嫌累赘矣。
光绪丁亥（一八八七）二月二十二日
△文献通考（元马端临）
阅《通考》序例二十四篇，叙述简絮，能得其大，汹佳作也。惜其于礼学不能通郑注，故所言颇卤莽，其《郊祀》、《宗庙》、《王礼》三门中便有凌杂之病，盖言礼不知由郑学以引申触类，必多隔阂处。杜氏《通典》虽采郑注，犹嫌其出入游移，不能折衷以归一是。马氏乃以兼存郑王，訾替《通典》，则尤误矣。
光绪丁亥（一八八七）二月二十三日
阅《通考经籍志》。长庆三年十月，白香山撰《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金字经叙》，言《莲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陀罗尼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普贤法行经》、《法蜜经》、《波罗密多心经》，是八种经具十二部，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字，三乘之要旨，万佛之秘藏尽矣。洪文敏随笔称之以为深通佛典。余谓香山本习净土，所记特禅学宗旨耳。佛书最初者《四十二章经》，陈直斋谓其后千经万论一大藏教乘，要不出于此。晁文元谓明法身之体者，莫辩于《愣严》；明法身之用者，莫辩于《华严》。其孙子止谓《圆觉》自诚而明，《楞严》自明而诚。真西山谓佛氏之有《遣教经》，犹儒家之有《论语》，而《金刚》、《楞严》、《圆觉》等经则《易》、《中庸》之比。东坡谓《楞伽阿跋》、《多罗宝经》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，故谓之佛语心品，如医之有《难经》，品品皆理、字字皆法。诸家之推扬备矣。惟朱子之言，最能抉诸经之要，其论《四十二章经》也，曰：所言甚鄙俚，却自平实。后来日添月益，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，如晋宋间自立讲师，孰为释伽，孰为阿难，孰为迦叶，各自问难，笔之于书，转相欺诳，大抵皆是剿窃《老列》意思，变换以文其说。其论《金刚经》也，曰：大意只在须菩提问云何住、云何降伏其心两句上，彼所谓降伏者，非谓欲遏伏此心，谓尽降收世间众生之心，入他无余盘中灭度，都教尔无心了方是，只是一个无字。自此以后，只管缠去，只是这两句。其论《楞严》也，曰：佛书中惟此经最巧，只是强立一个意义，只管叠将去，数节之后全无意味，其前后只是说咒，中间皆是增入。盖中国好佛者，觉其陋而加之耳。其论《华严经》也，曰：佛书中说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四大、十二缘生之类，皆极精巧，故前辈学佛者必谓此孔子所不及。他底四大，即吾儒所谓魂魄。佛说本言尽去世间万事，其后黠者出，却言实际理地，不染一尘，万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其《论心经》也，曰：既说空，又说色，他盖欲于色见空耳。大抵只要鹘突人，所言皆洞若观火，盖非深入其中不能得其奥窒。世儒诋朱子尝学佛，不知非抉其藏府所诧之隐，徒以虚辞辟佛，不能关其口而夺之气也。然要而论之，诸经中如《金刚》、《楞严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圆觉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涅》、《华严》、《法华》八种，实亦有精言名理，非晋人清谈所及者，在彼教中卓然可以自立，读者扫其糟粕，去其重复，亦足为身心之助。尝譬之儒家，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楞严经》，佛之《四书》也。《心经》直提心印以空为本，犹《大学》归重诚意，以慎独为本。《心经》唐贞观中始译出，而释氏以为撮《般若经》六百卷之要，犹《大学》汉儒所传，而宋儒以为括《六经》之纲。《金刚经》分三十三章，归本于一觉字，犹《中庸》分三十三章，归本于一诚字。《金刚经》除一切烦恼，以有为法，视同梦幻、泡影、露电，极之佛非佛，法非法，众生我相非我相，犹《中庸》戒惧于所不睹不闻，而极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。《四十二章经》所言醅实，佛家之布帛菽粟，犹《论语》也。《楞严》经辩才无碍，有意为文，犹《孟子》也。《圆觉》等其犹《五经》乎？《华严》卷轴多而文富赡浩博，其佛家之《礼记》乎？近人乔鹤侪河帅著《萝蘑亭札记》，言佛书《大般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楞严经》，禅家六籍，犹儒之《六经》，其说不知所本。所谓《大般若经》者，即《心经》所自出，唐开元中所译者也。（佛氏谓华严大经龙宫有三本，龙树菩萨入笼宫诵下本十万偈四十八品，流传天竺。晋沙门支法领得下本三万六千偈，至中土，犹礼有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而只传四十九篇也。）
光绪丁亥（一八八七）五月初一日
△玉烛宝典
阅日本《古逸丛书》中《玉烛宝典》本，十二卷，卷为一月，今缺九月一卷。其书先引《月令》，附以蔡邕章句，其后引《逸周书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易纬》、《通卦验》等及诸经典，而崔实《四民月令》。盖全书具在，其所引诸纬书可资补辑者亦多。于四月八日佛生日，罗列佛经，并证恒星不见之事；于七月织女渡河，亦多所考辨，谓六朝以前并无其说。其每月下往往有讵说曰云云，附说曰云云；末又有终篇说，考闰之事。其书皆极醇正、可宝贵；惜阙一月，又舛误多不可读。当更取它书为悉心校之，精刻以传，有裨民用不少也。
光绪丙戌（一八八六）七月初四日
△七十二候表（清罗以智）
阅钱唐罗镜泉（以智）《七十二候》表，前有项梅侣（名世）胡书农（敬）姚伯昂（元之）三序。其书取时宪书及《夏小正》、《月令时训解》、《吕氏春秋》十二月纪《淮南》、《时则训》、《易纬通卦验》历代史志，通为之表，著其沿革同异，而博采诸家之说，以为之注，于名物多所订正。其考据详窍，足与蔡铁耕《蔡氏月令》并传。镜泉钱塘诸生，为阮文达诂经精舍中弟子，咸丰初卒。此书仅有写本。
光绪庚辰（一八八○）八月十三日
△吾学录（清吴荣光）
夜阅南海吴荷屋中丞《吾学录》。其书详于器物刑律，俾流俗易晓，颇为有意。惜其余经法大制，多所漏落，既病太简，而又有不必载者，近于官书钞胥之类。以国朝记述掌故，自会典三通数大书外，私籍甚匙，故风行一时耳。
闹治壬申（一八七二）正月初四日
终日阅吴荷屋中丞《吾学录》。其书虽乏体要，多略于朝廷大典制，而泛及官府常行事例，不脱公牍家言，然于品官士民祭礼丧仪及刑名禁例，独为详悉，亦教子弟者所必需也。
光绪乙亥（一八七五）二月十八日
△纪元通考（清叶维庚）
傍晚诣仓桥阅市，购得叶西诧《纪元通考》十二卷。一正统，二分霸，三僭窃，四外国，五拟议不用，史书异辞，道经杂记，六分霸纪元年表，七依韵类编，八三字纪元及四字六字，九年号同异，十改元久暂，十一十二为总论。分合参稽，可谓详密，然时有复沓谙误，及体例不一。又误分正伪，多主《纲目》，亦不脱村学究习气。其最误者，如西凉之李恂，既见于分霸，又见于僭窃。以文明归之唐豫王，而以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四号，归之武后。岂知载初以前，皆睿宗在位，而武后称制；至载初二年九月始篡帝位，改国号周，改元曰天授，降睿宗为皇嗣。然则文明至载初五号，皆当系之睿宗，作《唐书》者本宜如《明史》英宗例，分为前纪后纪，方得其实。此书于明英宗两标其目，分系以正统天顺二号，则睿宗正亦宜然。而妄为分析，予夺由己，是何说也？（梁曜北元号略，自文明以下皆属之武氏，目为僭窃，尤为乖谬。）西夏李氏，本由拓拔思恭以唐僖宗时有功赐姓，至德明以降宋赐姓赵，而其子元吴称帝，即复姓李，后传八世九主，皆仍李姓，乃称曰赵元昊而没其李姓。（元号略谬与此同。）又吴三桂钱文曰利用，耿精忠钱曰裕民，而皆以为元号，（元号略误亦同。）三桂元号昭武，而属之郑成功，皆失之眉睫者矣。西坨名维庚，秀水人，嘉庆壬戌进士，由庶吉士改知江阴县。
同治戊辰（一八六八）九月十三日
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（宋李心传）
校阅宋人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二十卷。心传字伯微，隆州人。（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字微之，陵阳人。）父舜臣，字子思，官宗正寺主簿，著（易本传）三十三卷，学者称隆山先生。伯微兄弟三人皆以儒学名。伯微屡举不第，隐居著此书及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）数百卷。嘉定中，吏部尚书修国史曾暖等荐之，诏令其弟太常博士李道传取心传《高宗系年要录》送史馆，嗣又就其家钞录《孝宗光宗要录》。此书甲集成于宁宗嘉泰三年，俱记南渡四朝事，分十三门，自帝系后妃，君德朝政，以及制度沿革，时事治乱，而士夫间遗闻佚事，亦偶及之。原原本本，叙次筒严，载述详核，盖兼备国史及会要之用。陈氏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为南渡以后野史之最详者。四库收入史部政书类。考南宋故事，固莫善于此书矣。心传后历官至工部侍郎，终日独坐，用此自快。心传弟性传，官武学博士。今杭州尚有李博士桥，予于戊午冬寓居其地。
咸丰辛酉（一八六一）九月十三日
阅《朝野杂记》乙集，乃伯微续成于嘉定九年者，亦分二十卷十三门，多记宁宗朝事，末及女真西夏蒙古三国本末。《杂记》一书，予购之累年不获。顷叔子借得鲍氏知不足斋钞本，讹错甚多，校者丹黄数过，尚未及十之三四。又自卷十五以下尽失去，深可惜也。其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四库尚存二百卷；（入史部编年类。）又《丙子学易编》十五卷，四库尚存一卷，（入经部易类。）予皆未见。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载其所著尚有《西陲泰定录》九十卷，记吴曦事；《四朝会要总类》五日八十卷，盖合王文恭（）《国朝六朝会要》虞忠肃（允文）《续会要》梁文靖（克家）《中兴会要》三书为一者，皆亡矣。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屡引李心传《朝野命载》，疑即此书。日来贫甚，借此消遣，固极妙法。
九月十四日
阅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。其甲集卷十一《宣抚使》一条云：宣抚使，祖宗时不常置，有军旅大事则命执政大臣为之。若前宰相为宣抚者，则自渡江以后，亦止除李伯纪、吕元直、朱藏一三人。绍兴元年，刘光世以使相宣抚淮南，武臣非执政而为宣抚使自此始。二年，李泰发以端明殿学士为寿春等州宣抚使，文臣非执政而为宣抚使自此始。然自绍兴至嘉泰，武臣止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吴阶、岳飞、吴六人，从官止李泰发，王伯召二人，盖重之也。又《制置大使》一条云：制置大使古无有，绍兴三年赵忠简始为江西制置大使，其后席大光帅潭益，李伯纪帅江西，吕元直帅河南，皆领之。八年李泰发为江西帅，以前执政，亦带安抚制置大使。是岁大光在成都，以忧去，胡承公自给事代之，始去大字，至今不改。慈铭案：此两事俱可采入先庄简遗事中。惟《宋史》、《高宗纪》及《宝庆志》本传言绍兴八年五月，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，十月，除吏部尚书；十二月，除参知政事；九年十二月，以忤桧罢政。《宋史》诸书皆止言除知绍兴府，固辞，遂予祠。是公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时，尚未执政，此盖误。
光绪己丑（一八八九）正月初二日
阅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。李氏意以《要录》备本纪、列传之取材，以杂记备志传之取材，故博取兼收，事加综窍，务详所据，以求是非之公。惜乎《要录》孝、光两朝已无传本，杂记虽载至宁宗朝，而丙、丁、戊三集亦皆不传，此欲重修南宋书者所深致慨也。
二月初十日
夜阅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。其纪高宗立储始末，于张魏公甚有微辞，可谓不私乡邑者矣。
四月初六日
△国朝馆眩里谥法考
夜阅《国朝馆眩里谥法考》共六卷，翰林官书也。本曰《词垣考镜》，嘉庆间光州吴朴园（鼎雯）所辑，凡教习庶吉士及散馆皆记之，每人名下详注其字号籍贯官阶及家世。有入馆者，自七世以下即堂从亦载之，颇便考索，然亦不能备。道光末许吉斋（乃安）等续之，有掌院潘文恭穆相国宝文庄三序。然搜辑渐疏，其后至咸丰壬子止，更又无续者矣。今入馆者院吏送进士题名碑录一部，馆选录两册，仅有历科庶常姓名而已。
光绪癸未（一八八三）十月十二日
△贾谊政事疏考补（清夏忻）
心伯《贾谊政事疏考补》，以此疏篇首提纲，可为流涕者二，今仅存其一，桐城姚姬传谓后人因论匈奴有两流涕句，遂请一为二，其说甚是。至可为长太息者六，实阙其一。真西山《文章正宗》因《新书等齐篇》有长太息句，遂取以补之。不知《新书》实隋唐间浅人掇拾改窜为之。《铜布篇》亦有可为长太息句，何以置彼而据此，其不足据亦明矣。姬传又以为即《食货志》之积贮疏。不知积贮疏上于文帝之元二年，志文叙次甚明，非长沙召回时所上，较之真氏所补，尤为臆断。因考《大戴礼》中《礼察》一篇，即此疏六太息之第四段；而《保傅》一篇，自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，至由此观之王左右不可不练也，凡一千八百九十二字，班《书》所无，《新书》俱有之，此自系疏中论三太三少保傅之职，及王侯胎教之法，为六太息之第三段全文。《大戴》此下，又接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，至其不失可知也，凡八百二十九字，《新书》亦有之，当是疏中论任贤则兴不任贤则亡，为六太息之第四段。盖班氏因其论教太子一段，文太烦冗，遂从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句起，尽从删汰，而并误删其论任贤之一段，于是长沙此疏文义不全。而其论任贤一段中，有成王处襁抱之中语，故班氏误认为论教太子而蝉联删之，《大戴》又误认为论保傅而蝉联取之云云，可谓苦心别白者。《大戴》、《保傅篇》文字既同贾《疏》，又有《新书》可据，为之移缀联合，词气贯串，较之真氏姚氏所言，殊为近理。然此等究涉勇于衷信，轻改古书，似可不必，录之以使子弟知读书求间之法耳。至谓《大戴礼》、《察篇》首，有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，至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而倍死亡生之徒众矣，凡一百三十七字，班《书》所无，当亦是贾《疏》本文，为班氏所削，亦宜补入。按此皆《小戴记经解》中语，《大戴记》中本全苞《小戴》之文，其《礼察篇》之首，当是别掇先儒遣文，未必全录贾《疏》，而《小戴》改辑入《经解》篇耳。心伯必以为尽本贾《疏》，是其固也。其疏中每句下分注《汉书》、《新书》异同，亦不如孔氏广森《大戴礼补注》中所载之密。
同治癸亥（一八六三）十月二十五日△盐法议略（清王守基）
校王郎中《盐法议略》凡九篇。首长芦，次山东，次河东，次两淮，次浙江，次福建，次广东，次四川，次云南，共约五万言，备载各省盐法源流，改定章程，增加引目，及前后利弊，至今日而止。其言皆沿用吏牍，绝不修饰，期于详尽易晓。王君咸丰壬子进士，官山东司二十年，两列京察一等，皆不用。山东司故管盐务，王君据会典则例及邸报公牍，钞最而成，考国朝盐务者，固莫详于是书矣。近儒言盐之产于场，犹谷之产于田，惟当就场定税，而不问其所之，则可以省官费无数，而国课岁岁足额，行之永远而无弊，包慎伯魏默深等皆以为第一良策。今观王君言云南自乾隆时更章以后，惟就所产之井起税，不立司目，纵其所之，其课至今常足，人遂争为在场抽税之议；不知滇地僻而产盐少，故其法可行，若试之于山东广东两淮浙江地大物博之区，则未见能济者，此诚通方之论也。
同治癸酉（一八七三）九月二十七日